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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攻防”背后的博弈需盡早解決

李若愚 中華日本哲學會理事,四川大學副研究員

七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G20峰會上要“維護自由公平的貿易秩序”的聲音言猶在耳,日本經濟產業省卻宣布將限制本國向韓國出口三種重要的半導體原材料。日方的這一措施不僅對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震動了兩國關系本就不算牢固的基盤。

針對限制出口事件,韓國認為這是日方對韓國最高法院2018年在“日本強征韓國勞工經濟賠償案”做出日方企業敗訴判決的報復性措施。雖然日方對此矢口否認,強調出口限制是只針對本國企業做出的國內政策調整,但抵制日貨等對日的反制活動還是在韓國國內相繼展開。這種“冤冤相報”的連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二戰后日韓關系的常態。

其實關于事情的原因,也就是問題肇始于1910年后日本對朝鮮半島實施的殖民統治這一點,日韓兩國還是有所共識的。但區別在于,日方立場側重于從外交條約的角度強調,通過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乃至2015年的《韓日慰安婦問題協議》,涉及到侵略歷史的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韓日慰安婦問題協議》文本中特意使用“永久的、不可逆的解決慰安婦問題”這一在外交條約中罕見的提法,可以說是日本政府對此類問題的基本認識。

韓方作為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其言行背后鮮明的民族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外交條約只是一紙公文,并不能彌合受害者感情上的創傷。因此,盡管美國也曾有意撮合日韓,但日韓關系還是常年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微妙狀態。

即便日韓關系早有隱憂,日方在7月1日單方面做出限制出口的決定恐怕還是令韓方始料未及。日方的決定之所以令外界捉摸不定,其原因有二:首先,正如前文所述,日本以貿易為武器的做法與其一貫推崇“自由貿易”的說法反差過大;第二,由于日本在7月底面臨三年一次的參議院選舉,在涉韓問題上突然祭出強硬政策究竟是為了選舉需要的短期戰術,還是日本長期的政策調整也難以分辨。

隨著日本參院選舉塵埃落定,而安倍政府仍堅持在8月2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決議,將韓國排除在可以享受安全保障出口管理優惠的白名單之外。至此,安倍政府的決定僅僅是選舉戰略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這意味著必須從更深的層次來認識日本做出決定的背景。

環顧當今世界,以貿易作為制裁武器的,日本絕不是第一家。尤其,最為頻繁使用貿易制裁武器的那個國家還長期在國際社會上充當著日本的榜樣。在歷史上日本從來都是強者的好學生。從被列強打開國門,到追隨列強侵略。從被美國用貿易大棒制裁,到主動運用限制出口的貿易武器,日本的種種選擇都是有其內在邏輯性的。

雖然在經濟總量上日本對于韓國占據優勢,但由于歷史問題等原因,日本在對韓外交上往往有一種“見招拆招”的被動傾向。這也是日本的出口限制出乎外界預料的地方。到了7月31日,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以要處理“朝鮮試射導彈”的緊急事務為由,又突然終止了會見到訪的韓國議員團之預定,而這次會面原本是要討論日韓經貿問題的。可以看出,日本已經一改常態,在對韓的棋局中處處爭取先手的主動權。由上述態勢看,日方并非不會與韓國“講和”,但“講和”一定是建立在艱苦博弈并達到新的戰略平衡的基礎之上。

一系列貿易戰的案例告訴我們,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貿易戰的影響必然不局限于當事國家。如果日本對韓出口限制上升為貿易戰,那就很有可能會波及其它地區經濟合作。(責任編輯: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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